金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1206），蒙古部人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上尊号称成吉思汗，元朝尊为元太祖。1234年，蒙古王朝灭金，统一淮河、秦岭以北。经济逐渐恢复。1260年忽必烈即位，中统建元。1271年，建国号为大元。1276年，宋皇室降元，1279年，统一全国。至元顺帝退出中原，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王朝，共163年。

元代文学是诸族群共同的贡献。在统一的政权统治下，各族群获得了新的历史发展，为现代民族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元末明初陶宗仪《辍耕录》列元代“氏族”：蒙古72种，色目31种，汉人8种。所列蒙古，异译重复者占三分之一，色目人也有异译重复的，也有错误列入的情况。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色目人为23种，仍然有异译重复。此外，云南地区、东北地区、吐蕃地区、沿海地区还有一些族群。因为中国古代没有民族这个概念，《辽史》称“部而不族，族而不部”。“部”是主要形式，很多不能确指具体族属。各族群包括部分有自己文字的族群或地区政权，大多学习汉语和汉语经典。这并不是从元代开始，中国自商、周开始就是多元文化，中原文化是国中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也是各族群华化，共铸中华文化的过程。华夷之分，指的是文化。“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是孟子的思想，朱熹宣扬孟子“用夏变夷”思想，曰“言：以诸夏之礼仪化蛮夷之人耳”。秦朝“书同文”，就是促进国族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夏夷之变的过程，不仅是一些族群华化的过程，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吸收诸族群之优长发展的过程。耶律楚材在金亡后，写《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从三皇五帝说到金，意在“使世之人知成败之可鉴”。主张“孔教祖宣尼”，治国“遵汉制”“崇文”“拔贤”。元好问入元后，编金诗总集，称《中州集》。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说：“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万里外，皆中州也。”

元代在统一全国后，进一步扩大由各族群士人共同组成的文化圈和文学队伍。元蒙古皇室成员在元世祖忽必烈之后也多能诗文，元世祖忽必烈、元文宗图帖睦尔、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以及云南梁王、其女阿瓂公主（阿盖公主），皆有汉诗品。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曾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奉旨祭祀孔庙并立碑，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在大都天庆寺雅集，并出其所藏书画请与会者鉴赏。元顺帝曾书“九霄”二字赐赠大臣。

和前代文学相比，元代文学突出的成就是各种文体均有发展。在曲方面，后人常把元曲和唐诗、宋词并称。小说话本、平话开启小说的新面貌，始有刊刻文本，并孕育着重要作品的生成。文章、诗词等文学样式承前启后有明显的特色。

文章、诗词" name="1" p-id="79">文章、诗词

元代文章，《全元文》共收录文作者3200余人，文章35000多篇。《全元诗》收录诗作者近5000人，诗约14万首。《全元词》共收录340位词作者，词4639首。

元诗祧宋归唐，“宗唐”“仿唐”是其特点。元人仿唐不局限于盛唐，还包括中晚唐。与宋诗多思考议论不同，元诗追求真率的诗风，学哪家像哪家。元好问提出自己的诗歌主张，要求分清正体、邪体，赞赏建安风格，主张写诗要自然、新鲜。元文上承韩愈开启的古文运动，启功认为：“元朝人承先，主要是八家文体书面文，元朝作家，如元好问等，把艰涩古奥取消。元代书面文奠定了六百年的书面文体。”北方文坛的繁盛，大多是由元好问影响下的众多作者创造的。与元好问同龄的耶律楚材是金亡前北方文坛的中心人物。他与元好问都是继承北宋，开拓元诗风的作家。杜仁杰、郝经、刘因、王恽、胡祗遹、卢挚等同受元好问影响而又各具特色。此外，还有麻革、张宇、陈赓、陈庚、房暤、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等。房祺编的《河汾诸老诗集》所收的即是这些作家的作品。

忽必烈统一全国初期，南方作者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故国之思。在兴学尊儒的政令推行过程中，开始接受政权的更迭，南北作家共同推进了文风的融合。江西，刘辰翁是首创者，与其子刘将孙的影响直至延祐（1314～1320）时期。江浙行省，方回、赵孟頫、戴表元举起文学复古旗帜，与袁桷、姚燧、张养浩、元明善、马祖常等一起写古诗模仿汉魏，律诗学唐，风格清丽而遒壮，开始形成南北统一的诗的风貌和格调。

虞集为元好问之后的文坛旗帜，与杨载、范梈、揭傒斯并称“元诗四大家”。与四家同时，黄溍、柳贯、吴莱并称“三先生”，以文见长。虞、揭、黄、柳又称“儒林四杰”（文章四家）。其后，杨维桢及其铁崖派，吴中顾瑛及其玉山草堂雅集，是具有文学独立意义的诗派。元后期苏天爵远绍北方文统，迺贤、泰不华、余阙并逞才华。元朝画家诗人赵孟頫、柯九思、高克恭、王冕、倪瓒、吴镇、黄公望等，均有时代的色彩。

元词，元好问、张炎、王沂孙等大家活跃，特别是张炎、王沂孙等在杭州多次集会唱和，张炎《山中白云》（有舒岳祥大德四年序，然集中收有延祐元年词）词集、词论著作《词源》于延祐时期问世。南方为时推重的词人还有虞集、萨都剌和张翥等。虞集的〔风入松〕，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脍炙人口。而张翥的词清丽细腻，尤具特色，吴梅、卢冀野都肯定张翥的词，吴梅谓其“冠绝一时”。

戏剧、散曲 " name="1" p-id="225">戏剧、散曲 

戏剧、散曲，旧称“曲”，元代有北曲、南曲。北曲有杂剧、散曲；南曲有南戏、南散曲。元代北曲盛行，旧称元曲。王国维视为一代文学之代表。胡适称其为“活文学”“一流之文学”。

杂剧，据李真瑜《元杂剧全目》收元杂剧目736种，姓名可知者499种。名家名作为世推重者有：关汉卿《单刀会》《望江亭》《窦娥冤》《调风月》等，白朴（仁甫）《梧桐雨》等，马致远《汉宫秋》《黄粱梦》（与李时中、红字李二合作）等，王实甫《西厢记》，郑光祖《倩女离魂》《王粲登楼》，康进之《李逵负荆》，纪君祥《赵氏孤儿》，尚仲贤《柳毅传书》，杨显之《潇湘夜雨》，石君宝《秋胡戏妻》，李直夫《虎头牌》，乔吉《扬州梦》，杨景贤《西游记》，无名氏《连环计》《盆儿鬼》《货郎旦》等。

杂剧是在金院本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钟嗣成《录鬼簿》，以北曲兴起于金末章宗朝。兴盛的时间约在忽必烈于蒙哥元年（1251）受命管“漠南汉军国庶事”以后，这时期的作家主要指《录鬼簿》中所列“前辈名公才人”56人，他们主要活跃于燕京（后为大都）、真定、东平、平阳、彰德等地，如燕京的关汉卿、杨显之、马致远、王实甫、纪君祥等，真定的白仁甫、李文蔚、尚仲贤等，东平的高文秀等，平阳的石君宝等，彰德的郑廷玉等。这些地区是金朝诸路的首府，也是蒙古初期具有重要政治、文化、经济地位的城市。这时期的作家创作了大量杂剧，现存剧本中约有80种，其中著名的悲剧作品有《窦娥冤》《梧桐雨》《汉宫秋》《赵氏孤儿》等。

同时流行的神仙道化剧，反映了士人生活的另一侧面。马致远的作品，可为代表，不仅表现避世思想，也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黄粱梦》则抨击了险恶的世风，他在剧中痛心地说：“如今人宜假不宜真，则敬衣衫不敬人。”他在剧本中对修仙养道生活的讴歌，恰是他痛苦求索中的一种精神寄托。王实甫的《西厢记》在传奇、诗歌、鼓子词、诸宫调不同文体演绎的基础上，创作了比肩元稹《莺莺传》，金《西厢记诸宫调》，反映新时代面貌的名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均取得很高成就。

元代灭宋统一全国后，杂剧创作活动逐渐南移，如白仁甫、关汉卿、马致远等都先后到南方，有的开始在南方定居。至大德以后，杂剧创作的中心转向杭州，其中重要作家多是流寓在南方的作家，如郑光祖、宫天挺、乔吉、秦简夫等。这时期爱情剧、文人事迹剧有所发展。杂剧与南戏并存的过程中，孕育着明代戏曲的新发展。

散曲，隋树森《全元散曲》收入作者200余人，元人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残曲在外。散曲与剧曲对称。词曲递兴，雅俗分流，散曲成为一个新的诗歌门类。散曲与诗、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主要是“同”，有咏史怀古、抒怀归隐、咏物写景、风情闺怨，也有叹世讽世；其艺术风格则主要是“异”，俗、谐、趣是其特征。元好问自度曲为曲家先声，马致远、关汉卿、白朴等剧作家也是散曲大家。其后，贯云石、乔吉、张可久皆负盛名。

白朴的〔双调·沉醉东风〕《渔父》曲中，秋江上的渔父，“傲煞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表现了作者对对遁世退隐生活的向往。乔吉在其〔正宫·绿么遍〕《自述》中，说： “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他们的人生经历使他们的处事态度发生变化。从而，散曲作品中，对于历史和现实社会加多了批判。如，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套数，以一位乡农的的口吻，以诙谐嘲谑的口吻勾画出刘邦伪善、流氓的面目，剥掉其皇帝的外衣。钟嗣成《录鬼簿》载：“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皆出其下。”维扬地区以此为题，诸人俱作，也是一件趣事。张养浩的〔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更成为传世名句。刘时中所作两首〔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套数，是作者以散曲形式呈高监司的说贴，作品中以淋漓的笔墨揭示了江西灾区人民悲惨生活的面貌。故亦弥足珍贵。贯云石，诗文书法皆为上乘，散曲也为时人视为大家。马致远被视为元散曲豪放派的代表作家，他的散曲带有更多的传统文人气息，语言放逸宏丽而有深沉的意境，对仗则工稳妥帖。其〔双调·夜行船〕《秋思》套和〔越调·天净沙〕《秋思》，倍受时人推崇。张可久为元代多产散曲作家，交游广，也接触社会世道，更多表现闲适散逸的趣味，描写隐逸生活中的情景。如〔正宫·醉太平〕《金华山中》：“数枝黄菊勾诗兴，一川红叶迷仙径，四山白月共秋声，诗翁醉醒。”他是公认的清丽派代表作家，显示了元后期散曲雅化的趋势，对明代有着明显地影响。

南戏，据钱南扬《戏文概论》录入宋元南戏238种，存世有：高明《琵琶记》《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元末，《琵琶记》被誉为“南戏之祖”，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此后，南曲戏剧创作、演出日盛，影响到明代传奇戏剧的繁荣，将中国戏剧引向新的历史阶段。

近年又有补录作品，如，辽宁省图书馆收有罗振玉藏6卷残本《阳春白雪》，其中有25首套曲，前所未见，可补《全元散曲》。刘崇德“搜得未见于《全元散曲》之宋元南散曲数条，又曾有对元北散曲的补钞，今合在一起，命之曰《〈全元散曲〉补辑》”，预计4辑，第一辑已出版，补录甚多。

话本小说、平话

元代小说上承金、宋，文言小说是承袭六朝以来两种体制，即志怪、志人以及唐代传奇的文言小说的传统而发展的。小说话本、讲史平话则沿袭南宋说话艺术传统，随着印刷出版的商业化，开始有刊本留存，是小说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的文学发展包括各族群口头和书面文学的发展。

元代文言小说上承金、宋之志怪、志人、传奇以及史传类的作品。文言笔记，元好问的《续夷坚志》记事最晚为元宪宗蒙哥元年（1251），周密《癸辛杂识》记事最晚为至元三十一年（1294），陶宗仪《辍耕录》成于元末。皆有可观作品。传奇若至元末至延祐时期宋远的《娇红记》、为描写爱情的优秀篇章。元人碑传文，有的也可视为小说，如虞集《姚忠肃公神道碑》记姚天福发奸摧强之事迹，可以说是公案小说。

通俗小说，则沿袭南宋说话艺术传统，随着印刷出版的商业化，虽仍然多为抄本，但已开始有刊本留存，是小说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从元中期刊行的《醉翁谈录》所载小说话本作品名目来看，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等八类。与南宋比较，多了妖术、神仙两类作品。现存明嘉靖时洪楩编刻的《清平山堂话本》中，如《蓝桥记》，和《醉翁谈录》辛集卷一《裴航遇云英于蓝桥》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此篇则是根据裴铏《传奇》的裴航》篇删节而成。这可以证明话本与文言i小说的密切关系。现存最早的小说家话本的刻本，仅有1979年在西安发现的一张元刻本《新编红白蜘蛛小说》的残页，文字比较简朴。由于话本为世代累积性作品，明刊本话本小说中元代作品多经后世加工。小说话本中讲史性质的作品篇幅有了扩展，不只是依照史书讲述，传说类作品增多。因此，讲史作品，有以人物为主，以事件为主，和依史书讲述编年体的平话等类别。“讲史”是宋很受市民阶层欢迎的伎艺。元至正新安虞氏刊印的5种平话是：《武王伐纣书》3卷、《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3卷、《秦并六国平话》3卷、《全汉书续集》3卷、《三国志平话》3卷。这些讲史作品，以及小说话本中的一个专题的系列故事，在古典长篇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重要环节，有着重要的地位。

各族群文学

元代文学发展包括各族群口头和书面文学的发展。藏、维吾尔、蒙古、吐蕃、党项、契丹、女真、傜、苗、白、僮等族群均有大量口头创作作品，但整理时间较晚。书面文学作品，这时期在吐蕃地区经历了动荡、变革，进入较稳定的局面，13世纪上半期，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贡噶坚赞，第五代祖师八思巴（1235～1280）的父亲。所作《萨迦格言》诗集，作为藏族第一部哲理格言诗集，强调知识、智慧的作用，宣扬“仁慈”“爱民”“利他”“正直”“诚实”“精进”的精神。《萨迦格言》在吐蕃各印经院均有木刻版本，刊行不久，首先译成八思巴文和汉文，得到广泛传播。雄敦·多吉坚赞等人，在八思巴的支持下，将古印度学者檀丁所著的讲述修辞学理论的著作《诗镜》译成藏文，并进行了一些修订，撰写了西藏的第一部《诗镜论注疏》。这在藏族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夏鲁寺首席应供喇嘛布顿·仁钦珠（1290～1364）首次编订藏文大藏经《丹珠尔》时，将以藏文转写的《诗镜》原文和藏文译文都收录进来。这标志着藏族学者对《诗镜》的学习、阐释和再创作的历程由此开始，《诗镜》也正式成为藏族文学创作的理论指导。在藏族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创作风格流派——诗镜论流派。

13世纪成吉思汗的进军和蒙古国的建立，突厥语族群人民之间的文化联系进一步密切，从而导致统一的书面文学语言的出现。这一文学语言是在喀拉汗王朝的突厥──维吾尔语及高昌汗国的回鹘语基础上，吸收阿拉伯、波斯文学语言的影响发展形成的，通行于察合台汗国的疆域之内。纳斯尔丁·拉布乌孜（约生活于1279～1351年）的《先知传》（又称《拉布乌孜故事集》），是早期作品。它取材于伊斯兰世界广为流传的先知故事和宗教传说，以散文体写成，其中某些抒情写景及阐述哲理的部分穿插诗歌、韵文。全书72章，记述从亚当夏娃到伊斯兰教四大哈里发的活动为止的历史事件和神话故事。其中，《玉素甫-祖莱哈》的故事对后世维吾尔族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蒙古族民间叙事诗《江格尔》大约产生在13世纪，在卫拉特蒙古人中流传了数百年时间。《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约为13世纪开始产生的作品，长期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后有喀尔喀本和鄂尔多斯本两种。《蒙古秘史》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兰勒写起，直到窝阔台罕十二年（1240）为止，共记载了蒙古民族约500年盛衰成败的历史。《蒙古秘史》成书于鼠年（壬子1252年或庚子1240年），是蒙古族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的书面文字经典作品，198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名著。《白史》作为一部中世纪蒙古重要的历史著作，其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以13世纪官方蒙古历史编纂为基础，提供了中世纪蒙古人历史政治观、哲学，以及有关国家管理制度及其延续性方面的资料。传统蒙文是在回鹘文字母基础上形成的。称作回鹘式蒙古文。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颁布并施行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回鹘式蒙古文的使用一度受到限制。元朝后期，回鹘式蒙古文又逐渐通行。用八思巴字刻版印行过《大学衍义择文》《蒙古字孝经》，和蒙文译本等书籍，在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元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兴盛期。元末，由于江南出现多个政权割据的局面，区域文学呈现不同面貌。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代“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者每轻之”。清黄宗羲《明文案序》将元好问、姚燧、虞集与韩、柳、欧、苏并列，说“有明固未尝有其一人也”。清李祖陶选金元明八大家，元有其五：元好问、姚燧、吴澄、虞集、宋濂。鲁迅称元好问为金元之际“一代文宗”。王世贞称“文名家者，无过宋学士景濂”。吴梅《辽金元文学史》说：“上足以嗣响唐宋，下也无惭于有明。”胡适《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

元代文学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元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学形式，呈现不同风貌。现在研究偏重中原地区，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各时期、各地域、各体文学的发展，理学与文学，宗教与文学，各族群的口头创作和书面文学，以及元代文学对宋金文学的继承，对明清文学的影响，都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元代文学的研究，关系到对中国近古、近世文学的认识，是一个待深入的重要领域。        

扩展阅读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陈高华，张帆，刘晓．元代文化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